与溥杰结婚，当然，换个角度看，也是我的悲哀。那是问题的另一个侧面了。
 
我和溥杰正式结婚的时候，仍有时住在紫禁城里，“皇室”还没被彻底赶出紫禁城。我们的结婚吉日是1924年1月12日，我21岁，溥杰18岁，我比他大三岁，正应了民俗说法：“女大三，抱金砖。”不过，不单我们，谁也没抱着金砖，没在安乐窝过上幸福日子，反而是婚后不久，我们就被赶出了“皇宫”，自此开始走上颠沛流离的崎岖坎坷之路。我们住过醇亲王府北府他家的宅院，也住过我们唐家，还住过张学良宅第，又住过溥仪的天津张园府邸，甚至后来我流落全国各地，直至漂泊香港；溥杰则走上建立伪满洲国的邪路，投靠日本，最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，锒铛入狱……

我和溥杰的性格迥异、爱好不同和政治取向相反，决定了我们迟早分道扬镳的结局。在那个年代、有那样的身份、处于那样的环境中，我们长时间维持着各过各的生活状态，表面上保持有各人的自由空间，实际很多时候是若即若离。我不能爱真正爱的人，不敢放开胆量去追求自己的幸福，长时间保留着十分虚幻的“皇家福晋”的名分，今日想来，这也算是我曾经无法排解的悲哀吧。